【1985年2月的一个清晨】“司令,天还早,您怎么就下地锄草了?”警卫员小陈揉着眼睛问。许世友头也不抬,只回了三个字:“闲不住。”院子里霜气很重,玉米杆上结着冰晶,他耸耸肩,继续把草根挑出来。没人会想到,两个月后,这位从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老将军,会迎来人生最后一次体检。
论职务,他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论心态,他更像皖东山沟里走出的庄稼汉。1982年中顾委刚成立,许世友在北京出席完第一次全体会议,转身就向邓小平打报告:“我还是想回南京,在那儿写点东西,顺便养几亩地。”老战友笑着批了条,也没多说。那一年,他把行李搬进中山陵八号,一栋两层洋楼。宽敞客厅被他搁满铁锄木耙,后院草坪直接改成麦田高粱垄,围墙边临时砌起猪圈。来访记者调侃:“像极了军事指挥部和农家小院的结合体。”许世友哈哈一乐:“我打仗也爱自己设计工事,这算延续传统。”
回南京后,他的作息极其规矩。天亮种地,午后看书,傍晚钓鱼,有时开着那辆并不算高级的老东风吉普绕栖霞山一圈。痛风发作时,拄着拐杖也得去菜地转转;走不动,索性坐在警卫楼顶,眯眼听风声。朋友劝他少劳累,他挥手:“躺着才真累。”这种“不服老”的劲头,一直延续到1985年春节。
正月里,他隐约觉得腹部发涨,却整日忙活自家小麦出苗,加上写回忆录《我在山东十六年》,便拖着没去医院。三月初,军区卫生部门实在放心不下,把人“半劝半押”送往上海华东医院。化验单上甲胎蛋白高得吓人,医生们会诊,谁也不敢轻下结论,只让他下月复查。许世友看着医护们的表情,心里早有数,却摆摆手:“回家。”
四月底,南京军区体检再次拉响警报,中央很快批准成立专家小组,建议立即北上诊治。当面向他汇报,他不等对方说完就摇头:“不去,北京太吵,吵不过他们。”随后一句玩笑似的自嘲:“老许要是真有病,也治不过老天。”态度之坚决,让人无从劝起。301医院派来的老部下刘贤庭悄悄与他拉家常,想劝服,却被一句“咱俩别搞‘政治攻心’”堵了回去。
从那天起,大门紧闭。最奇怪的,是他把一把旧扫帚倒挂在卧室墙上。警卫员不解,他解释:“家乡风俗,扫帚头冲下能镇邪,留个念想。”这句话听起来带着乡土神秘,也透出倔强。医学无能为力,他就寄情民俗;与其说迷信,不如说这是个八十岁兵家最后的心理支点。
夏季酷暑,他腹水渐显,面色发黄,仍坚持每天翻翻军事笔记。偶尔趴在书桌小憩,醒来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顺手在稿纸上写下几行:“战争的经验不是炫耀,是给后人留门路。”字迹颤抖,却没一个错别字。痛风连带肝区锐痛,他皱眉,仍不吭声。医护几次上门测体征,他只让量血压,抽血针头刚碰皮肤就被挥开:“省点针管。”
9月30日傍晚,他突然昏睡,警卫手忙脚乱,拍板:“先抬去总医院。”直到被推进病房,他才悠悠醒转,看着输液架,苦笑一声:“还是给逮住了。”这句半调侃的话,让在场护士鼻子发酸。接下来的日子,他大部分时间沉睡。10月中旬,杨尚昆、洪学智等人来探视,众人呼他小名,许世友睁眼片刻,艰难挤出四个字:“我完蛋了。”声音微弱,却清晰,仿佛一声简单的军令,宣告个人战役结束。
10月22日下午,监护仪骤降,他在昏迷中没再醒来,终年八十岁。灵车从医院驶往紫金山脚,路边枫叶已红。照其遗愿,他安葬在母亲坟旁。入殓时,战友按传统为他放进三样物件:一瓶茅台、一支猎枪、一百元人民币。有人笑说:“老许还是讲究,酒壮胆,枪护身,钱买路。”懂他脾气的人知道,这三样东西组成了他一生:好酒、好枪、淡泊钱财。
扫帚依旧挂在卧室墙上,没有随葬。警卫员把门轻轻关住,留下一室寂静。许世友曾在自述稿里写过,“士为知己死,也为自由活。”拒绝治疗,是他对自己命运最后的掌控。这样的人生选择,旁人或许不解,却印证了他行伍出身、刚烈率真的本性。
很多年后,南京雨花台博物馆展出那柄倒挂过的老扫帚,旁边标牌只有一句话:“倔脾气,将军味。”观众围观议论,有人轻声感慨:传奇未必都在战场,有时也在病榻前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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