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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配资平台开户为改善患者长期预后开辟了新路径

从广谱抗炎到精准靶向，这一转变不仅改写了临床实践，更为“临床治愈”提供更多可能。

作为影响全球超3亿患者的复杂异质性疾病，哮喘的临床管理始终面临严峻挑战。其中，重度哮喘虽仅占总患病人数的5%~10%[1]，却造成了与其患病率不相称的沉重疾病负担。长期以来，以吸入性/口服糖皮质激素（ICS/OCS）为基础的传统治疗方案虽能缓解哮喘症状，却难以阻止疾病进展[2]。临床观察显示，即便接受规范的吸入治疗，仍有许多重度哮喘患者无法实现良好控制，这一现状凸显了迫切的临床需求。

近年来，随着对哮喘发病机制认识的深化，临床诊疗理念正经历重要转变。基于炎症特征的精准分型使针对性生物制剂的应用成为可能，推动治疗策略从广谱抗炎转向靶向干预特定炎症通路[2,3]。这种治疗范式的革新不仅提升了症状控制水平，更推动着治疗目标向更高阶的“临床治愈（Clinical Remission）”迈进[4]，为改善患者长期预后开辟了新路径。

定义演变，明确“临床治愈”标准

疾病“Remission”概念通常指一定时间内疾病活动性降低至静止状态，这一状态可能自发形成，也可能源于有效的治疗干预[5]。这一概念在类风湿关节炎、和银屑病等慢性炎症性疾病中已得到广泛认可，其定义的确立与生物制剂及其他疾病修饰药物的临床应用密不可分。目前，这些领域的治疗模式已从传统的“treat-to-failure”向“treat-to-target”转变[2]。前者指当临床改善未达到预期时，将药物剂量递增至最大推荐量；而后者则强调精准识别关键炎症通路，通过靶向干预实现疾病的持续缓解或活动度降低[2]。

在哮喘领域，“Remission”的概念曾仅局限于描述哮喘的自发性缓解[2]。然而，随着对哮喘发病机制的深入探索以及对生物制剂临床疗效的验证，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已成为可实现的治疗目标。其核心意义在于不仅关注短期症状控制，更追求长期的疾病控制——实现持续无症状状态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药物使用[6]。

目前，“临床治愈”已被纳入多国指南/共识[1,7,8]。我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8]（以下简称“中国哮喘指南”）将其定义为：无症状时长达到一年及以上、无急性发作、肺功能检测结果正常或基本正常、无需OCS治疗。这一标准的制定不仅体现了我国哮喘诊疗规范与国际前沿的同步发展，更对临床实践提出了精准化、个体化的高阶要求。

精准高效，生物制剂助力“临床治愈”

重度哮喘的治疗困境由来已久。传统哮喘治疗主要依赖ICS/OCS，虽能缓解疾病症状，但难以改变疾病的演进进程[2]。不仅如此，OCS还可导致骨质疏松、糖尿病和肾上腺抑制等严重不良反应[1]。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LTRA）等替代疗法虽有所发展，但疗效有限，通常仅作为辅助疗法[1]。这一僵局在生物制剂问世后被逐渐打破，关键在于其实现了治疗策略与疾病异质性的精准匹配。

重度哮喘的炎症特征呈现高度异质性，主要分为2型和非2型炎症。其中，2型炎症以气道嗜酸性粒细胞（EOS）、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等水平升高，以及白细胞介素（IL）-5、IL-4、IL-13等关键细胞因子表达增加为特征[1]。当前临床应用的哮喘生物制剂正是通过特异性靶向这些炎症介质，有效阻断炎症通路、控制气道炎症，从而改善哮喘症状、提升肺功能、降低急性发作频率、减少糖皮质激素依赖，为患者实现“临床治愈”提供可能。

一项发表于CHEST的真实世界研究（XALOC-1）为此提供了证据[9]。该研究纳入1070例接受抗IL-5R单抗治疗最长达96周的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SEA）患者（含62%生物制剂初治和38%经治者）。主要评估2年“临床治愈”率（无急性发作、无需OCS、哮喘控制良好），并分析不同治疗史患者基线特征对疗效的影响。

结果显示，基线时仅0.4%的患者符合“临床治愈”标准。治疗48周后，39%的患者实现该目标（初治：43%，经治：32%）；至96周时，仍有31%维持该状态（初治：36%，经治：23%）。进一步分析表明，基线时低剂量OCS（OR=0.51）和高EOS峰值（OR=1.68）与96周实现“临床治愈”显著相关（均P<0.05）。这些发现表明，抗IL-5R单抗可使约三分之一的SEA患者实现可持续的2年“临床治愈”，且疗效不受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史或关键基线特征影响。

另一项事后分析[10]评估了抗IL-4Rα单抗在未接受维持性OCS治疗、且病情未受控制的中重度2型哮喘患者中实现“临床治愈”的潜力及其持久性。该研究将“临床治愈”定义为：在≥12个月内，无重度急性发作、未使用OCS、肺功能保持稳定或有所改善，且患者报告的哮喘控制测试（ACT）评分＜1.5分。2型哮喘的判定标准为基线血EOS计数≥150个/μL，或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20 ppb。

结果显示，在接受抗IL-4Rα单抗治疗1年后，有37.2%的患者达到该研究定义的“临床治愈”标准；在接受该治疗的患者中，第1年和第2年均达到“临床治愈”的比例约三分之一。

此外，其他生物制剂，如抗IL-5单抗与抗IgE单抗等，也已被证实能够帮助部分重度哮喘患者实现“临床治愈”[11,12]。

注：以上研究数据来源于不同研究，不能直接对比。

道阻且长，何者成为“临床治愈”阻碍？

然而，尽管生物制剂为重度哮喘治疗带来了重大突破，临床中仍有相当比例的重度哮喘患者未能实现“临床治愈”。究其原因，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了治疗道路上的阻碍。

哮喘病程：不可忽视的时间因素

临床研究表明，哮喘病程与实现“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呈负相关。来自英国的大规模回顾性研究数据显示，患者的哮喘病程每增加10年，其实现“临床治愈”的几率下降14%[13]。这一数据凸显了尽早识别诊断哮喘并进行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疾病严重程度：恶性循环的制约作用

疾病严重程度是影响“临床治愈”实现的另一重要因素。临床观察发现，相较于实现“临床治愈”的患者，未能实现者往往表现为症状控制更差、急性发作更频繁以及基线肺功能更差[5,1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临床表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彼此加剧，最终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大了临床治疗的难度。

合并症困扰：加重治疗难度的复杂因素

鼻窦炎、鼻息肉、情绪障碍和肥胖症等多种合并症的存在也增加了实现“临床治愈”的难度[2]。这些合并症不仅加重了患者的疾病负担，还可能影响治疗效果的评价，甚至干扰治疗方案的调整。

OCS使用：亟待重视的治疗困境

在药物治疗方面，OCS使用带来的挑战尤为复杂。研究证实，OCS的毒性作用随用药剂量增加而增加，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仅使用低剂量OCS也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2]。一项为期3年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深入的发现：那些在接受生物制剂治疗第一年时未能减轻OCS毒性的患者，即便后续成功实现了OCS减量，在第三年随访时毒性反应仍持续存在甚至表现出恶化趋势。这一发现强调了把握治疗时机的重要性[2]。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尽早使用生物制剂可能是提高“临床治愈”率的关键。而对于生物制剂的启用时机，中国哮喘指南[8]明确推荐：在原有规范化使用中-高剂量ICS-LABA等基础上，具有2型炎症特征的重度哮喘患者可使用生物制剂。同时，低剂量OCS已被列为最后的治疗推荐[8]。

然而，现实情况与指南推荐之间存在一定差距。Adelphi研究[14]数据显示，我国重度哮喘患者中OCS使用率高达33%，而生物制剂使用率仅有5%。此外，发表于ATS 2025的PRESENT研究[15]数据显示，我国重度哮喘患者中生物制剂治疗比例仅有2.2%。提示我们需在治疗理念更新和规范化诊疗推广方面作出持续努力，使更多患者从这一创新疗法中获益。

小结

在重度哮喘治疗领域中，生物制剂的应用使“临床治愈”这一目标成为可能。然而，临床实践表明，多重因素如长病程、疾病严重程度更高、OCS使用史及存在合并症等，阻碍了这一治疗目标的实现。明确治疗时机，尽早启用生物制剂可能有助于克服这些障碍，提高“临床治愈”可能性。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验证这一治疗策略的长期获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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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atrella A, Maglio A. Achieving sustained remission in severe asthma: goals, challenges,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Expert Rev Respir Med. 2025;19(1):1-5.

[4]Pavord ID, Christenson S, Panettieri RA Jr. Disease Modification in Severe Asthma-Are We There Yet?. J Allergy Clin Immunol Pract. 2025;13(7):1574-1580.

[5]Shackleford A, Heaney LG, Redmond C, et al. Clinical remission attainment, definitions, and correlates among patients with severe asthma treated with biologic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ancet Respir Med. 2025;13(1):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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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25，48(03):208-248.

[9]Pelaia G, Jackson DJ, Nair P, et al. XALOC-1: Clinical Remission Over 2 Years With Benralizumab in Severe Eosinophilic Asthma. Chest. 2025;168(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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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avord I, Gardiner F, Heaney LG, et al. Remission outcomes in severe eosinophilic asthma with mepolizumab therapy: Analysis of the REDES study. Front Immunol. 2023;14:115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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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cDowell PJ, McDowell R, Busby J, et al. Clinical remission in severe asthma with biologic therapy: an analysis from the UK Severe Asthma Registry. Eur Respir J. 2023;62(6):2300819.

[14]Hang Su, Min Zhang, Mark Small, et al. Direct and indirect healthcare resource utilisation in severe asthma patients in China.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24;64(suppl 68):PA4881.

[15]L. Yu, Z. Qiu, J. He, et al. Disease Burden and Treatment Pattern in Chinese Moderate-to-Severe Asthma Patients: Baseline Analysis of a Real-world, Multicentre Study (PRESENT) [abstract].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25;211:A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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